我国的教育陷入这样一个怪圈大家都知道职业规划教育的重要性，且有国外成熟做法可资借鉴，但是单一的评价标准、过于集中的管理权不打破，少有中小学校长敢冒着升学率、中考或高考成绩下降的风险，全力发展职业规划教育。
一份有着甲方、乙方签名、盖章的高考填报协议书被扔进了垃圾桶。连带着宣讲会、协议书上的承诺，也跟着缥缈起来保证100%被高校录取；不采纳录取建议，本公司概不退款红霞想到自己掉入一个“不赔钱的买卖”当中。
交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后，红霞发现，志愿填报服务企业所谓的“100%被高校录取”，不过是再保守不过的方案，保证了录取，却忽略了工作规划方向和考生兴趣。“若按志愿方案报考，女儿的考分或高出录取分不少，或将来从事艰苦行业不符合自身的兴趣”。
她认为，还不如自己两年来所做的“功课”翻阅了两本学校发的高考志愿填报参考书，按照全省排名、上下浮动30名得出的结论精准。
不久前，全国各地公布高考成绩，在考生、家长得知考分后，填报志愿也马不停蹄地进入最后的冲锋。无数个家庭跟红霞一样，遇到了专业选择的困惑。何其难背后，暴露的是基础教育阶段职业规划教育的危机。
“我们学校是有职业规划课的。”谈及职业规划教育，大部分人的印象和福建省某中学教师姜言类似。这门课程由心理或德育教师讲授，主要解决的是新高考“3+3”改革下如何选科的问题。
所幸的是，即便是姜言所在的农村中学，职业规划课也终于开设了。遗憾的是，课程效果极其有限，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不乏脱离实际、拿主观去规划行动的行为。
而在所谓职业规划课的掩盖下，“12年学习、2天高考、2小时定志愿”依然是全国大部分考生、家长的常态。出分后，考生、家长不是依据个性、兴趣理性填报志愿，而是四处打听哪所高校好、哪个专业热门，盲目填报志愿。有关调查显示，44%的大学新生对所上的大学、专业不满意。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到来，人们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6选3”（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个科目中自主选择3科作为考试科目，浙江“7选3”，多一门“技术”）选科模式、综合素养评价纳入自主招生，使得职业规划前置。
游戏规则的更改，促使原来只在学业终止前做职业规划的人们回过头来关注，却发现过程中的职业规划“一片缺失”。
不能把中小学阶段的职业规划教育简单归于零，起码幼儿园时经常被问到“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就是一种简单的职业规划教育。但显然，目前基础教育阶段开展的职业规划教育的重要性、深度被大大忽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职业规划培育学生四方面的能力认知自我能力，帮助学生搞清个性和兴趣，不至于报考时陷入迷茫；识别能力，在经济、教育、就业等众多因素牵引中，不受谣言、不准确信息误导，进行独立思考；决策能力，根据外部环境和自身优劣势，选择最适合自身的发展，而不是被家长、教师决策、规划；执行能力，保证学生在脱离家长、教师管理后，有良好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不至于沉迷游戏。“四个能力也是一个人成为合格社会人的能力。”
就目前中学开展的职业规划课而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最关键的是要为中小学生提供多样性的生活体验。“因为自我认知是建立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不能让教师在课堂上设立一个学生需要拥有的自我认知，而是要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建立认知、感受，据此进行职业选择。”
2018年，教育部发布《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将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列入必修课程，要求所有学习都必须学习、参加。职业体验被列入综合实践活动的主要方式及其关键要素之一。
从苹果园里摘取最大的苹果，条件是从苹果园的这头走到另一头，只许挑选一次。大多数人难以实现。同理，建立自我认知、兴趣挖掘，也不是一蹴而就。
“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在中小学开多少职业规划课，而是中小学的课程设置、教育学生的方式要发生改变。”储朝晖说。
美国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依次建立了职业启蒙职业了解职业探索职业选择的体系。以小学、初中为例，小学阶段将两万多种不同的职业归纳为15个职业系统，让学生通过种种活动了解不同职业的特点，培养职业意识；初中阶段通过对农业、商业、通信、建筑等门类的一般职业训练和社会实践，引导学生按兴趣、爱好、特点尝试选择职业。
类似这样的做法，在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很成熟。然而，在中国，中小学要开展这样的教育却是举步维艰。
“开展职业规划教育意味着，要认识和发展自身个性和兴趣。而按分数选拔的评价体系，并不关心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围绕着升学科目进行，这就导致了学校不重视学生个性和兴趣发展，家庭担心关注个性和兴趣发展会影响学业。”熊丙奇说。
储朝晖指出，全世界内，少有国家只有高考这一单一评价标准，大多数国家都采取多元评价体系，如日本有四类障学生进入大学，且很多国家的升学考试多为验证而非选拔。
在多元评价标准下，国外学生对数学感兴趣者，可以多学，对数学不感兴趣者，可学难度低的数学，其选择并不可能影响升学。而在单一的评价标准之下，中国学生不问个体差异，不得不学着一样难的数学，只因为它是高考必考科目。
中小学教育强调共性，在主管部门统一管理的步调下，就连学生作业都有明确的规定。中小学校长既无法按照自身的教育方法的理念办学，同时倡导个性和兴趣也会让他们感到难以管理。
新高考选科似乎带来了选择的曙光，但“即便如此，新高考给学生的选择空间还是有限，因为高考看总分，大家追求的依然是更高的分数，而不是为了未来的学业发展、职业发展，选择真正对自己最合适的学科”，熊丙奇说。
于是我国的教育便陷入这样一个怪圈大家都知道职业规划教育的重要性，且有国外成熟做法可资借鉴，但是单一的评价标准、过于集中的管理权不打破，少有中小学校长敢冒着升学率、中考或高考成绩下降的风险，全力发展职业规划教育。
由于在教育上得不到解决，无怪乎会出现像红霞遭遇的、将志愿填报变成一门生意了。
在新高考撕开的“小口子”中，姜言看到了职业规划教育还有更多的可能。不久前的一次调研中，她参观福州、厦门等地的示范中学。“厦门某中学，邀请厦大研究生为中学生上建筑、医学、航空、美学课；福州某中学邀请家长为孩子们介绍自己的工作”她兴奋地向记者介绍道。
这些从国外基础教育搬来的经验，大概是中国土壤上最容易“落地生根”的舶来品。
姜言眼中理想的职业规划教育也是“体验式”。但农村中学的现状不可能请到各行业的家长作分享，也不大可能请名校学生又把她拉回了现实。
梦想还是要有的，在梦想照进现实的路上，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师资、课程、价值理念。
熊丙奇指出，开展职业规划教育，缺少专业的师资。很多中小学安排心理或德育教师授课，但心理教师通常关注学生的兴趣、性格、心理健康，显然不是职业规划；德育教师的讲授告诉学生该干什么，通常有说教意味，跟学生个性、兴趣发展相悖。“职业规划要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认知，培养四个能力，教师必须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结合规划、要求逐渐完备。”
开展职业规划教育，还缺少课程教学体系建设。包括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知识介绍，课后与学生进行现场活动交流，校外的社会实践、社会公益，形成完整的课程教学体系，最终提高职业规划能力。
在熊丙奇看来，这实际上与高中阶段的综合素养评价连在一起。新高考改革要求中学做综合素质评价，德智体美劳需要相应的空间，培育学生劳动意识，要有社会实践、社会公益；培育学生创新创业意识，要让学生了解职业。
“其中的问题是，有的中学并不愿意给学生空间，学校认为挤占学习时间，要求学生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家长反对，认为这是给学生增加学业负担；学校、家长考虑安全因素，更愿意学生待在教室。”熊丙奇说。
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储朝晖最看重的是生活体验。“生活体验不仅来自企业，也应来自农场、街区、山川、湖泊，这是学生做职业规划的前提和基础。地区差异、城乡差距固然会影响认知，但是不一样的地区客观上对职业的选择也会有所影响，人为设置主观因素反而有可能产生负面作用。”
也有人提议，用浸入式课程增加学生对职业的理解。比如，小学应用题大量增加，借助场景让学生明白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然而，有有经验的人指出，这固然有助于学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加深职业理解，但也不乏为了追求应用牺牲学科精神的例子，如平面几何从大纲中删除。
在采访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洪成文表示，过度追求应用导致基础教育下滑，是我国改革开放前走过的弯路。“教材改造应拿捏好基础和应用的平衡。”
此外，开展职业规划教育，还遭遇价值理念的冲突。熊丙奇表示，很多中学把学生考取北大、清华作为重要的办学评价标准。“一旦进行职业规划教育后，学生有了主见，不想去北大、清华而想去另一所学校，学校就会认为进行了职业规划教育反而坏事。”
尽管障碍重重，熊丙奇表示，开展职业规划教育聊胜于无，“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开展了职业规划教育，学生有了主见，家长的思想价值观念逐渐发生转变，才能实现职业规划教育从无到有、从局部到全部、从表面到深入，最终逐渐做到重视学生个性、兴趣”。
从职业规划的角度看，大学与中学的割裂是显见的。无论是在招生咨询会、校园开放日，还是大学先修课上，很少有大学会告诉考生、家长，“你不适合我们学校”。
从新高考来看，大学对想吸引什么样的考生报考，也研究甚少。“3+3”科目改革后出现的弃考物理现象，就是源于大学不提物理要求、科目不限，盲目抢夺生源的一个结果。
“大学引导学生职业规划，自身理念很重要。大学要关注中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就必须引导中学生根据兴趣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大学、专业，为此大学首先要办出特色，有非常吻合的育人标准，而不是一味地抢高分生源。”熊丙奇说。
除了大学自身的“千校一面”问题，储朝晖认为，这与我国评价标准单一、高校没有真正的招生自主权、代政府招生有莫大关系。如果评价标准多元，教师必然也会采取多种方式培育学生，学生不用担心考不上一所好大学，而是有了多对多的选择。
但眼下，中国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寻找兴趣的任务，以另一种名目交给了“大类招生”。
有意思的是，如果从个性、兴趣挖掘的角度看大学中大类招生，颇有为中小学职业规划教育“善后”的味道学生不知道兴趣所在，便“钻”进一个大类，等一两年后再进行具体的专业选择。
就像俄罗斯套娃，层层剥离，最后明心见性。洪成文认为，寻找兴趣并不是一个激进的过程。高中、大学二三年级、研究生、步入社会，每一次分流都带来一次兴趣的自审，找不到兴趣的个体只会在分流中越来越少。
“最关键的是，大学要开展高质量的通识教育，进行基本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一旦学生基础知识打牢以后，拥有一定知识迁移能力，在职业选择上也有更宽的范围。”洪成文说，这也契合了现代职业快速变化，一辈子做多种工作的人慢慢地多的现状。因此，部分学生的职业规划后移至大学二三年级也无伤大雅。
当然，高校不是把学生按大类招生招过来就了事，而是要尽快地了解学生，进行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培养。“不能搞了大类招生之后，毕业时每个个体都是差不多的同类，在这方面高校需要更多地开动脑筋。”储朝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