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党和国家重大战略，这是基于我们国家社会现阶段发展的实际要而确定的，是符合我国全面实现小康，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而明确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客观要求。

  就目前的国情来看，乡村不发展，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发展；乡村社会不实现小康，中国社会就不可能全面实现小康；乡土文化得不到重构与弘扬，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弘扬。所以振兴乡村对于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基于哪几方面的考虑和因素，其综合背景又是什么呢？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乡村发展运动，是由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文人政治家发起并推动的，他们围绕“重农抑商”这一政治主张，先后向汉文帝、汉景帝建议，发展农业，振兴乡村，从而达到安民定国的目的。在当时，“重农抑商”根本上符合西汉王朝长治久安的利益，客观上也是当时发展农村、安定农民、发展农业的良策。贾谊《论积贮疏》虽然以发展农业、积累贮粮为核心，但也从根本上带动了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相对富足。晁错的《论贵粟疏》更是点题农业发展、农村发展的根本，对乡村发展起到更进一步影响。经过文景两朝坚定不移的推进，“重农抑商”成就了历史上第一次农村发展的面貌，西汉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景象，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农村发展—派繁荣。

  到宋代，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全面深入的乡村发展运动。这一运动基于地权的高度分散和高度流动的时代背景，更基于地主、富农、中农、佃农以及雇农这几个阶层的形成，思想上启源于宋儒的宗法建设，实质是藉此重建乡村组织，政治上体现在王安石变法上的保甲建构，文化上依赖于社会组织的重建和稳定。因此，建设宗法组织、修族谱、立祠堂、定乡约，都在宋代蓬勃出现并完成。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发展，得力于思想文化建设，得力于宋儒的理论性创新和建构，也基于两宋持续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宋代的乡村发展运动使封建社会以来的乡村发展，第一次有了文化的灵魂和根基。《清明上河图》作为一个真实的艺术画卷和历史文献，不仅仅是宋代商业繁荣的见证，更是乡村发展的生动记录。

  上承两宋，明代的乡村发展运动核心还是在于思想文化的建构和进一步完善，这个历史时期内，大儒的理论体系构建功不可没。这时期的乡村发展主要由王阳明、邱溶等为代表推动。王明阳的心学对乡村发展有重要意义，他开创的“南赣乡约”，是对“乡规民约”的重建，在江西广为流传，深有影响。邱濬则对乡村组织创建具有深远意义，更注重家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此外，乡绅阶层在明中叶以后的形成和发展，对明代乡村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作为中国乡村社会管理中重要的一环，从这一时期开始，乡绅阶层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乡绅兴，乡村兴”成为明代乡村治理中一个特殊的现象。作为架构上层政治和底层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其对清代乃至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一批有识之士就意识到乡村衰败的问题，开始乡村自救的探索，发起 “乡村建设运动”。但他们的实践在抗战烽火中被中断，但是他们提出的发展乡村教育以开民智，发展实业以振兴乡村经济，弘扬民间传统文化以建立乡村治理体系等思想，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尝试。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的基础设施地位得以确定，农村工作一直放在重要的位置，甚至也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构想。但开展的一些工作，主要从保障供给、稳定政权的方面出发，农村依然十分贫穷。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农村的空心化、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日渐严重。在此背景下，在国家有能力开始对农业农村进行支持和反哺的时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就被提出，这就是2005年10月新农村建设战略出台的背景。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农村振兴战略，方针虽然都是五句线个字，但却有四句不一样，显然，今天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已经到了城乡深层次地融合的阶段，无论是产业形态、发展目标，还是治理体系的建设，都到了升级换代的时候。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城市化率超过50%，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就会转向农业部门流动。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接近50%，2016年底已达57.6%。

  从人类文明史上来看，乡村衰落又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驱动的必然结果。不管是“英国羊吃人式”，还是“拉美超前城市化式”的乡村衰落，其都会带来城市病和乡村严重衰败的问题。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这种衰败，各国也都采取了积极的举措，比如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韩国的新村建设，法国的“发展一体化农业”+开展领土整治运动等。通过这一些运动的开展，20世纪90年代，一度衰败的法国乡村甚至会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大量的城里人涌入乡村。

  二战后，日本政府为提升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速度，实行了一套城市偏向政策，在这种策略引导下，势必会导致城乡发展的不均衡，造成农村发展的落后。为了振兴农村，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大分县前知事平松守彦率先在全国发起了以立足乡土、自立自主、面向未来的造村运动。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与扶持下，各地区依据自己的真实的情况，因地制宜地培育富有地方特色的农村发展模式，形成了为世人称道和效仿的“一村一品”。指导现在我国很多地区仍在模仿这种模式，“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也基本上就是围绕“一村一品”而展开的。

  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新村运动”，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项目，如政府向全国所有3.3万个行政村和居民区无偿提供水泥，用于建房、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新村运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改变了农村破旧落后的面貌，农民尝到了甜头，后来逐步演变为自发的运动。 此外，农村振兴厅是韩国推动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机构，全面负责韩国的农业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和科技培训。韩国农村振兴厅在工作中吸收了欧美、日本农业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紧密结合的特点和优势，从立项制订科研计划到经费划拨、实施推广，都与科技成果紧密结合，克服了资源与经费分散、重复的弊端，增强了各项政策对农村基层和农民的针对性、实效性。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农科教相结合，为韩国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荷兰的国土面积仅有4万多平方公里，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这与其大力推行农地整理紧密关联。1970年开始，荷兰政府转变了只强调农业发展的单一路径，转向多目标体系的乡村建设。1985年，荷兰政府颁布《土地使用法案》，要求拓展乡村发展目标，协调与其他物质规划的关系，允许购买土地用于非农目标。娱乐、自然和历史景观保护被置于与农业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荷兰乡村建设的目标跟着社会发展变得更加广泛，乡村整治任务变得越来越全面和综合。政府作为乡村重建背后的推力角色已经大大弱化，2007年版的《土地使用法案》也更加注重解决私人与政府合作开发土地过程中涉及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因此，乡村景观规划也更加注重农民、政府、社会团体等各方利益的均衡。通过农地整理，荷兰的乡村不仅环境良好、景观美丽，且农业经济发达，农民生活条件优越。在农村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形下，荷兰通过对乡村精耕细作、多重精简利用的方式，收到了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经济社会效益。

  法国作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既是一个工业强国，又是一个农业富国。法国只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就实现了农村现代化建设，这主要是缘于法国政府采取了适宜的发展策略，积极有效地推进农村改革。法国农村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发展一体化农业”+开展领土整治。

  所谓“一体化农业”，就是在生产专业化和协调基础上，由工商业资本家与农场主通过控股或缔结合同等形式，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企业方式，把农业与同农业相关的工业、商业、运输、信贷等部门结合起来，组成利益共同体。这与我国现在推广的农业联合体、农业合作社等有很大相似之处。实行“一体化农业”能够将农业和其余相关部门集合起来，通过其他部门和机构提供资金和技术指导带动农业建设，实现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在发展“一体化农业”的同时开展领土整治，通过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帮助和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实现农村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此加快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建设。

  美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非常推崇通过小城镇建设来实现农村社会的发展。20世纪初，美国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中心过度拥挤，导致许多中产阶级向城市郊区迁移，极大地推动了小城镇的发展。再加上汽车等交通工具的普及、小城镇功能设施的齐全以及自然环境的优越，进一步助推了小城镇的成长和发展。美国小城镇的发展与政府推行的小城镇建设政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60年，美国推行的“示范城市”试验计划的实质就是通过对大城市的人口分流来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在小城镇的建设上，美国政府非常强调富有个性化功能的打造，结合区位优势和地区特色，注重生活环境和休闲旅游的多重目标。

  小城镇有着良好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能够对全镇的经济社会进行统筹监管，保证小城镇发展的有序与稳定。由于美国城乡一体化已经基本形成，因此，美国小城镇建设能够很好地带动乡村的发展。

  当前，我国乡村仍然面临着发展滞后的严峻形势。我国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乡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发源地，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乡村的富庶是盛世历史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内，整个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心都是城市和工业，而乡村和农业则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城市和农村两级分化严重，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之家的差距愈发明显，与全面建成小康的伟大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变化，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乡村正在慢慢地衰落。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城市的转移，农业产业开始衰退，乡村经济停滞不前。申端锋认为，随着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三农各要素加速分离，农民脱离农业和农村，导致了乡村社会的解组，也就是乡村衰败。这次不同于20世纪上半叶的乡村衰败，这次乡村衰败不只是经济衰败和建筑衰败，而是一种社会衰败和文化衰败，这是根本性的衰败。张克俊归纳出乡村衰落的五个表现：

  l 一是农村空心化，农村房屋大量闲置，农村家庭空巢率持续上升，一些传统村落凋敝甚至走向消亡，乡村记忆消失，文化流失明显；l 二是农民老龄化，许多农村地区支撑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妇女，是“386199”部队，“谁来种地”的矛盾突出；l 三是农业副业化，虽然近年来现代农业不断加快发展，但这仍只是存在于一些区位条件好、资源优势突出的局部空间和点位，大量面积的则是小规模、一家一户的传统农业、兼业农业、老人农业；l 四是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低，乡村治理落后，农民的法制意识比较薄弱，现代文明程度低；

  l 五是农村生态环境退化，不少地方的土壤退化、水土流失现象突出，农膜、农药、化肥超量使用，农村面源污染较为严重。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 2016年全国农村还有46.2%的家庭使用普通旱厕， 更不可思议的是2%的家庭没有厕所，26.1%的村生活垃圾、82.6%的村生活垃圾污水未得到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38.1%的村村内主要道路没有路灯。从基本公共服务来看， 2016年67.7%的村没有幼儿园、托儿所；18.1%的村没有卫生室；45.1%的村没有执业 (助理) 医师。这还仅仅是数量上的差距，如果看质量，以北京市教育、医疗资源为例，和全国任何一个乡村相比，差距就更大了。

  据住建部《全国村庄调查报告》多个方面数据显示：1978—2012年，中国行政村总数从69万个减少到58.8万个，自然村总数从1984年的420万个减少到2012年的267个，年均减少5.5万个。

  当前我们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是在乡村最为突出，多数乡村日益凋敝，城乡二元制结构尚未完全破除，城乡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十九大报告说明：我们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江利群总结了我国现阶段城乡矛盾的四大表现[4]：

  l 城市中心集聚带来的弊端与乡村边缘化引发的乡村衰落之间的矛盾。简单来说就是城市病与乡村衰落。

  l 城市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与乡村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城市发展正在慢慢地侵占乡村的土地资源，耕地保护受到严峻挑战。

  l 城乡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差异的矛盾。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在进入城市后主要是做底层工作，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严重不足。目前农村低保、新农保、新农合保障标准低于城镇居民和城镇职工。

  l 城市和乡村文化冲突的矛盾。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在传统价值观念、文化习俗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原本制约乡村居民的乡约乡规正在逐渐瓦解。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从收入和消费看， 尽管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上涨的速度快于城镇居民， 但201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71倍， 城镇和乡村居民家庭家用汽车、空调、计算机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差距仍然很大。

  粮食安全指保证任何人在任何一个时间里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为维持生存和健康所必需的足够食品[5]。这一概念主要涉及粮食的供给保障问题，它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演变过程。粮食既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也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因此，粮食，或者说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

  我国既是农业生产大国，也是粮食消费大国。随着我们国家粮食生产方式转变、作物种植结构调整、粮食进口量居高不下、增产边际成本增加、外因制约加剧、供求矛盾突出等问题日渐突显。与此同时，我国粮食存储还存在库存粮食多、库存设施水平不高、收储方式不精细等短板。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未来粮食供求的结构性矛盾仍将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一重要论断，充分表明中央对我国国情、农情、粮情的深刻把握，也充分展示了中央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定决心。

  习指出：“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当前，我们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主要体现在：农产品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农业供给质量亟待提高；农民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之间的竞争的能力不够，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亟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欠账较多，农村环境和生态问题比较突出，乡村发展整体水平亟待提升；国家支农体系相对薄弱，农村金融改革任务繁重，城乡之间要素合理流动机制亟待健全；农村基层党建存在薄弱环节，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国在新时期的伟大战略决策。目前，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只有农村特别是贫穷的地方的老乡都脱贫进入了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能真正的完成。因此，乡村能否振兴发展，三农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是关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好强国的重要问题；而推动乡村的振兴发展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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